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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正式出版體系之外，臺灣漫畫其實曾經存在另一條隱形的生產線。自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，知名零食品牌「乖乖」隨附的連環漫畫小冊，成為許多讀者童年最早接觸圖像敘事的入口。這些漫畫篇幅短小、印製簡單，題材涵蓋歷史故事、世界童話、電影情節、經典改編到動物冒險等，以可在掌中閱讀的迷你尺寸，隨零食一同流通於雜貨店與日常生活之中。
這些漫畫的重要創作者之一，正是資深漫畫家陳文富。然而，這類兼具廣告功能、須快速大量產製的作品，往往未署名，長期以來也未被納入出版典藏體系，因此在漫畫史中幾乎缺席。對許多中年讀者而言，這些小冊已成為難以磨滅的童年記憶；但對今日的年輕讀者來說，或許已難以想像這樣的閱讀經驗吧。
事實上，在投入這類漫畫製作之前，1947年出生、出身香腸世家的陳文富，早已是出版多本作品的漫畫家，亦曾參與漫畫出版社經營。他的從業起點，與日後創立東立出版社的漫畫家、出版人范萬楠頗為相似：兩人都曾在臺南藝昇書店從事漫畫描本工作，之後北上發展，進入文昌出版社。
1966年，時任文昌出版社總編輯的蔡焜霖另起爐灶，創立王子雜誌社，透過降低漫畫篇幅比例，出版可規避審查的綜合型刊物《王子》雜誌，並邀請陳文富加入。在創刊號中，陳文富一個人就貢獻了兩篇畫風與敘事皆十分洗練流暢的作品〈白鶴仙女〉與《小飛龍》（連載第1回），足證蔡焜霖的倚重。有趣的是，當時《王子》創刊號封面的小男孩，正是陳文富的侄子。
陳文富回憶，自己從5、6歲開始就寄情於畫圖。「下雨的時候，我家前面有菜瓜棚。棚子倒掉了，地上都是沙，沙是平平的，我就在那邊畫圖。小學時也一直畫，鄰居都來跟我要圖。」除了畫圖，看漫畫也是重要消遣。「每個月都會用零用錢去買，一本才3塊錢。當時租書店還不普遍，就習慣用買的。」葉宏甲、陳定國、徐麒麟都是他喜歡的漫畫家。「也會買漫畫雜誌，帶去學校跟同學們一起看。」這些輕描淡寫的過往，彷彿對陳文富來說，漫畫從來都是呼吸般的存在，也成為他日後走上創作之路的重要養分。
早在少年時期，入行契機很快出現。「小學畢業前，臺南的藝昇出版社就來找我，幾乎只要投稿就會採用。那時候畫一份圖有十幾塊，和一般人的收入差不多。」這也促使他初中僅讀了一學期就決心輟學，進入藝昇，專職畫圖賺錢。藝昇結束後，陳文富追隨許多臺南同鄉畫圖好手的腳步，到臺北的文昌出版社繼續畫圖，也結識了許多日後在臺灣漫畫史榜上有名的漫畫家，例如王朝基、洪義男、蔡志忠等等。
再來就是進入《王子》的階段。「在《王子》的時候，畫了很多東西，童話、武俠、世界名著等，都有畫過。」除了漫畫，陳文富也為雜誌畫插畫，並擔任漫畫組組長，幫其他漫畫家看稿子，「就是看畫得好不好、故事有沒有連貫、畫面怎麼配合，甚至還要幫忙補內容。」
陳文富也持續在不同出版社出版各種題材的單行本作品，或是系列性的漫畫故事。畫風深受他自幼喜愛的手塚治虫影響，在同時代臺灣漫畫家中具有鮮明的辨識度。從這些作品的題材來看，儘管當時社會對漫畫仍抱持偏見，常視之為低俗娛樂，他仍始終相信漫畫的教育價值，「漫畫並沒有教壞孩子。」在他心中，漫畫既帶來閱讀樂趣，也能傳遞知識與想像。「很多漫畫是走在很前面的。」他說，「人類對未來的想像，常常可以提前在漫畫裡看到。」
陳文富的漫畫作品，題材豐富多元，產量也相當驚人。圖中作品為臺北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館藏。圖片提供／丁名慶
陳文富的漫畫作品，題材豐富多元，產量也相當驚人。圖中作品為臺北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館藏。圖片提供／丁名慶
2023年，陳文富捐贈數千件漫畫相關收藏給國家漫畫博物館，其中也包含他自己的多部作品。圖片提供／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
2023年，陳文富捐贈數千件漫畫相關收藏給國家漫畫博物館，其中也包含他自己的多部作品。圖片提供／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
另一方面，儘管臺灣漫畫創作在審查制度下陷入低迷，未經授權的日本漫畫單行本卻在租書店掀起熱潮，也為陳文富與幾位漫畫家、編輯朋友帶來新的念想，其中就包括范萬楠與王朝基。他們合夥集資，在1975年成立了虹光出版社，「虹光」之名，取其在當時出版環境如荒野般紛亂之中，期望「成為一道照亮社會的光」。陳文富認為，漫畫作為一種貼近日常、又易於傳播的媒介，正適合承載正向訊息與閱讀樂趣。
虹光推出手塚治虫的《怪醫秦博士》、《怪童小精靈》（原名《三眼神童》），以及矢口高雄《天才小釣手》等作品，廣受讀者歡迎。陳文富也藉此機會引進多部手塚作品，使這位漫畫大師在臺灣更全面地被認識，培養出一批穩定讀者。他更親自赴日拜訪手塚治虫，對方也向他介紹了當時多位受歡迎的日本漫畫家與作品，進一步拓展選書視野。
出版社創立後，陳文富就比較沒有作畫的餘裕了。經營與管理，成為新的功課。「當時虹光找了很多會畫圖的人進來，編制很大，最多的時候有50～60人。」不僅如此，他也終於必須直接面對審查制度帶來的實際壓力。陳文富回憶，不論國立編譯館提出的修改意見多寡，送審的作品基本上都會通過，但最大的問題是有的書會等很久，這樣出版社的印製作業與成本調度就較難掌握節奏。也因此，最初的合資資金很快燒完，不得不拆夥。
後來，陳文富籌到一筆資金，獨力撐了一段時間，「一場大雨把庫存的很多書都淹了，就決定結束虹光。」當時租書店興盛，導致新書銷售不如預期，也是原因之一。再後來，陳文富生涯大轉向，回到家族的食品業，製作香腸的腸衣。
然而，陳文富始終未離開漫畫領域。經朋友介紹，他開始在《中華日報》社會版繪製單幅時事漫畫。「編輯會打電話告訴我幾則新聞，多半是比較嚴肅的題材，讓我從其中挑一件畫，交稿隔天就見報。」一畫10多年，期間甚至碰上1980年代中期臺灣社會的大家樂彩券風潮，引發民眾對於報刊漫畫的「另一種關注」──從漫畫圖像中的各個角落瘋狂尋找可能的「明牌」指引投注，給他和報社帶來不小的壓力。「還有人打電話來問我有沒有在賣明牌。」後來陳文富前往中國發展，報社顧慮讀者可能抗議，也影響銷售，不同意他停筆。無奈之下，陳文富只好讓三個女兒輪流幫忙畫。
陳文富於2023年捐贈給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的《中華日報》「花花世界」專欄原稿。圖片提供／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
陳文富於2023年捐贈給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的《中華日報》「花花世界」專欄原稿。圖片提供／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
而與乖乖的合作，則以另一個特殊的方式，延續了陳文富「用漫畫說故事」的創作生涯。「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、世界童話，或是電影《七寶奇謀》之類的，畫了非常多，各種系列都有，只是現在大部分也都記不清楚了。」後來就算他人在中國，跟企業合作畫廣告小卡片期間，仍持續供稿。忙碌的高峰期，陳文富負責畫圖，兒子就接力上色──赫然就是那個年代普遍存在於臺灣社會的家庭代工生產鏈畫面。
這些作為商業贈品的小漫畫本，或許不如單行本作品光鮮亮麗，也未必能像正式出版品那樣直接流通、保存，卻在資本主義市場與戒嚴時代的夾縫中撐出一片空間，迂迴地實踐創作的可能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們陪伴了數代讀者的童年，延續著他們對漫畫的興趣。後來，陳文富回到臺南，一度在火車站附近的博愛路開了漫畫書局，店名仍然沿用「虹光」。
陳文富為零食「乖乖」繪製的隨袋贈品漫畫，是當年許多孩子們最期待的驚喜，甚至曾有讀者將這些漫畫小冊稱為「本體」而持續購買。圖片提供／乖乖食品公司
陳文富為零食「乖乖」繪製的隨袋贈品漫畫，是當年許多孩子們最期待的驚喜，甚至曾有讀者將這些漫畫小冊稱為「本體」而持續購買。圖片提供／乖乖食品公司
對陳文富而言，漫畫始終具有多元呈現的可能。「有主角、透過畫面組合成故事的是一種漫畫；一頁、甚至半頁的形式，也同樣是漫畫。」在他看來，漫畫原本是一種生活中的樂趣──他從小便深深著迷，只是後來成為職業，多少讓樂趣打了些折扣。他也認同，漫畫既是一種藝術形式，也是一種自我表現：「想畫什麼，都可以自己決定。」同時，他清楚意識到，漫畫的表現方式與所傳達的立場、意義，會隨著時代不斷變化。
但陳文富很清楚，有個願望是不會變的：「希望漫畫可以持續發展，反映現實的事情、新的知識，或是幻想，給民眾知道。也希望它的技術、美夢與種類，能繼續生存下去。」●
註：本文主要內容與受訪者話語引用，皆整理自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《112年臺灣漫畫產業口述歷史拍攝計畫》。
本文轉載自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同意刊登，原標題與連結為「典藏櫥窗》一支陪伴童年的故事畫筆：漫畫家、出版人陳文富的豐富之旅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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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彥晏（文字工作者）
2026-05-24 09:00 漫射計畫, 國家漫畫博物館, 陳文富
